民国时期的中山人在上海的文化圈里，也是响当当的。在曹聚仁、周瘦鹃、茅盾、王瀛洲、刘恨我、丰子恺、林徽音、钱化佛、白先勇等文人墨客、新闻记者的笔下，少不了对四大百货公司的赞美，同时也表露出他们对上海中山人的敬意。
当时上海的《东方日报》评新新公司的总经理李泽：“接事于公司风雨飘摇之日，耐心静守，逐步改进。行来竟有军事家之沉着应战者”，“且李泽以一少年，折冲樽俎，遽负艰巨，江东人物，较之陆伯言诚不止有尺寸可取也”。
另一《华股日报》也有“凤子”的文章，说“上海人大家都晓得这位董事长李泽的能干，他独手把新新公司在四面楚歌中救了出来，现在无形中成为上海百货公司的领袖。（他）从来营业姿态活跃，一扫墨守旧法的恶习惯，委实为年轻的事业家。”显然，作者在夸奖时不乏钦佩。
默片明星阮玲玉、演员兼导演郑君里、摄影家黄绍芬、中国早期电影放映业和发行业的拓荒者卢根、魔术家兼演员张慧冲、粤曲演奏家吕文成、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漫画家梁白波、岭南画派代表之一的方人定、书法家和评论家黄苗子、出版家王云五、精武会创办者卢炜昌和陈公哲、启秀女子中学创办人徐婉珊……这些活跃在大上海的中山人，玩的是兴趣，专注的是事业，创造的是文化。
他们中有的以学校为阵地，传道授业解惑，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有的以编导、拍摄、表演为志业，拍摄了许多好影片，感动了许多人；有的以书画、音乐、摄影、戏剧、文学为兴趣，创作出大量文学和艺术精品；有的策划、组稿、编书、译书，输入学理，传播新知；有的创办报刊、设立艺社画廊、开辟影院剧场，培养大众阅读习惯，引导社会消费文明，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
出身贫寒、少年失怙的中山人阮玲玉其实并不孤单，乡亲给了她温暖，上海提供了舞台。她先在同乡张惠冲兄弟的帮助下进入影业圈，后在郑君里、黄绍芬等中山同乡的合作和支持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拍摄了29部电影，成功地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形象，成为“永不消失的美”。
阮玲玉以自己精湛的艺术表演，把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推向高峰。有研究者指出：“她没有虚度短暂的生命。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使她一直活在观众的心中，被保存在历史的记忆里。生前，她得到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拥戴；死后，人们自发地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她所创造的生动感人的银幕形象，仍在国内外受到高度的赞许和好评。她不仅成为中国无声电影时期的骄傲，也成为世界影坛引人注目的瑰宝。”
2014年6月19日19点，作为当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重头戏之一“中国经典影片修复单元”中的作品，阮玲玉代表作《恋爱与义务》2K修复版在电影博物馆上映。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与她同时代的中山人萧友梅，在山河破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化断裂的近代中国，始终在抗争中推动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在逆境中坚持音乐人才培养。他以一己之力，不仅为中国音乐教育现代化殚精竭力地鼓与呼，而且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其不马虎、不懈怠、不盲从、不苟且的独立人格，以及对学问、学校、学生、事业的专注精神，不仅使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为培养现代中国音乐专业人才的摇篮，也为有志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爱国主义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图为记者在河北省邯郸市邮政局拍摄、当时即将发行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一）》纪念邮票之《萧友梅》。 新华社发
还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先驱王云五，曾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也当过孙中山和蔡元培的秘书。虽然后人对他的行政管理有褒有贬，但对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改革创新，还是众口一词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编纂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万有文库》，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他既是著作等身的学问家，也是自学成才的达人。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进到知识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添了不少常识，特别是激发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应该说，王云五的编辑之力和出版之功毋庸置疑。
2017年2月11日，一场名为“起步——中国现代出版”的专题展在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举行，这里也是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唯一旧址。专题展也拉开了商务印书馆120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虽然从表面上看，阮玲玉在默片时代的表演、萧友梅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发展、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任上的创新，是他们个人热情、毅力、智慧和才学的绽放，但实际上也是上海都市文化生出的花朵。用熊月之的话说：上海是精英的战场，香山是精英的故乡。抽去香山人，上海近代史将黯然失色；离开上海这个舞台，香山人也难以获得如此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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